
1987年3月18日夜配资网前十名,罗湖区东门老商业街依旧灯火通明。放映结束的人流拥挤着涌出电影院,霓虹与尘土交织出那个年代特有的热烈气息。就在这片略显杂乱的喧嚣里,一场意外迅速发生——五十多岁的孔令华被人拖倒在地,手中皮包转瞬被夺走。
彼时的深圳刚刚度过特区建设的第七个年头。人口骤增、贸易火爆,机遇与风险并存。外地来深务工者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抢包”或“扒窃”这一类新闻,但像一个中年人独自追贼直至擒获的情节,仍旧足以令当地媒体兴奋。更吸引眼球的是,行凶者随身携带匕首,对旁观者的震慑不言而喻。
孔令华起身时并未多想,肌肉的记忆让他下意识迈开长腿追赶。退伍十余年的习惯仍在身体里。抢劫者只有二十出头,没料到身后这个“老头子”步频稳定、蹬地有力,硬是紧咬不放。十分钟后,两人从嘈杂商圈一路冲进偏僻巷道,年轻人气息急促,步子开始打飘,终被抓住。
抢匪手里握着刀,却因体力透支无力反抗。孔令华一手夺包,一手反剪对方双臂,用一种标准的擒拿姿势将其带回了不远处的水贝派出所。值班民警抬头看到门口这对身形悬殊的组合时,忍不住竖起拇指。几位年轻警员甚至低声议论:“老兵下手就是干脆。”
然而更多人记住的,是孔令华随后的一句话。“皮包追回了,人也抓到了,能否从轻处理?毕竟他还年轻。”派出所里瞬间安静。对偷盗“零容忍”的口号在墙上赫然醒目,此时却被一句温和恳请打断,不少人心头微微发热。
媒体嗅到了故事。第二天,深圳电视台接到派出所的口头通报,本想立刻派记者采访,但当事人婉拒了亮相。当地报纸只能在社会新闻版刊出简讯:“中年男单人追贼十分钟,夺包后主动求情”。没有署名、没有正面照,这条消息却引起了市府领导的留意。
副市长何光远读罢报道,觉得那张模糊照片格外眼熟。他记得三年前的一次接待场合,曾与北京来访代表团中一个神情沉稳的退伍军人握手。翻出旧档核对后,他几乎肯定:那人就是孔令华。于是,当晚八点,市府工作人员终于在蛇口一间简易招待所外找到了这位低调的救包者。
走廊灯泡发出微弱白光。副市长进门第一句就压低声音:“您是李敏同志的丈夫?”。孔令华点头,表情淡然,仿佛身世从不是秘密。何光远心里却掀起波澜。毛主席最小女儿李敏的爱人,怎么会独自到深圳洽谈生意?而且差点成了街头抢劫案的受害人。
1970年代末,孔令华退伍后曾任职于解放军总参某局,1983年转业到地方企业。对市场经济的兴起,他嗅觉敏锐。1987年初,他与几位战友计划在深圳创办电子元件配套工厂,准备承接香港的订单。那天晚上,他本该与合作伙伴在影院旁的茶社碰面,只因提前到达,才在散场人潮中被盯上。
这段背景随后被深圳政法系统记录在案。值得一提的是,孔令华被抢时携带的不只是现金,包里还有几份技术资料——若是丢失,对他筹备中的项目影响不小。也正因如此,才有那场十分钟的狂奔。
处置抢匪的流程并未因孔令华的身份而改变。当时深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持刀抢劫按刑事立案,最低三年。孔令华从轻处理的请求没有获批,但法院在量刑时采纳了他“受害人谅解”意见,最终判处对方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一年——在当年已属较轻。
消息传出后,社会议论不断。一部分市民称赞孔令华“不计前嫌、宽以待人”,另一部分则担忧“对犯罪太软”。有意思的是,深圳公安当年曾做内部统计:1987年全年持刀抢包案比1986年下降了12%。分析报告里写道,一个正面案例加重了潜在作案者对“被追上”的顾虑,也推动了夜间巡逻的密度。
不久之后,孔令华的工厂落户南头。1990年,他与合作伙伴将第一批数字机芯零件出口至欧洲。老同事回忆,孔令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是:“市场竞争比战场更持久,别怕折腾”。这家公司后来虽因行业洗牌退出主流,但其所培养的技术人员分散到珠三角数家企业,为1990年代的电子制造业输送了骨干力量。

公私分明、低调行事,是不少熟识者对孔令华的评价。1994年回京探亲时,他仍偶尔谈起深圳那场“追贼记”。他说自己最满意的,不是夺回皮包,而是年轻抢匪在劳动教养期间拿到了中专文凭。两人再无联系,但这一转变让他坚信“人并非一次错误就该被封死前途”。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孔令华的经历同样折射了1980年代特区建设的矛盾:巨大的机会吸引各路人马,也带来治安考验。政府在“开门搞活”与“依法治理”之间不断寻找平衡。1987年那起案件虽只是街头插曲,却意外串联起特区安全、法治建设和个人命运三条脉络,对研究深圳早期社会生态颇具参考价值。
回顾当晚的东门街市,短暂混乱过后依旧喧闹。霓虹没因抓捕停滞,影院继续放映新片,货柜车在深南大道疾驰。城市运转不以个体经历为转移,却被无数这样的细节塑造。若干年后,深圳公安博物馆展柜里摆放着一只磨损的褐色皮包,标注:1987年“东门追贼案”。参观者驻足,可能不知道孔令华的特殊身份,但会了解一位普通退伍军人在关键时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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